自然界中的花与鸟，是东西方文明共通的美学符号之一。它们凝聚着自然之美，也承载着人们对生命、灵动与吉祥的追求。成都博物馆“金线——从北非到东亚的黄金服饰风尚”特展中，东方的织锦与西方的绣袍并置，金线牵引花鸟意象，编织出跨越山海的美学华章，完成一场持续千年的美学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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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东方织锦中的精妙设计>>

      神州大地广袤无垠、自然资源丰富多样，早在先秦时期，凤鸟、花卉等自然元素就广泛出现在丝织品、玉器等日常用品上，历代不衰。

      来自甘肃省博物馆的鸱鸟形金饰片、双鸟头形金饰片出土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墓遗址，虽年代久远，但格外精美，鸱鸟（猫头鹰）、双鸟的形象更与《诗经》中记载的玄鸟图腾相关联，体现了秦人的祖先崇拜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先进工艺。

鸱鸟形金饰片

春秋（前770—前476年）

甘肃省博物馆藏

双鸟头形金饰片

战国（前475—前221年）

甘肃省博物馆藏

      唐代之后，东方花鸟美学在传承中不断革新。中国丝绸博物馆藏的团窠联珠鸟纹锦能看到其上有两个较为完整的瓣窠图案，团窠内为一站在花台之上的含绶鸟图案，团窠外有十字宾花。含绶鸟是何种鸟类无法判断，可能为雁鸭，其形象来自中亚、西亚地区，传入西域后，被称为五色鸟，象征着再生与永生。

团窠联珠鸟纹锦

唐代（618-907年）

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这件成都博物馆藏的唐代锦袋，以红色为底，上印白色对称生命树纹，一边有对鸟纹，纹样生动活泼，还有着明显的中亚、西亚特征。

锦袋

唐代（618-907年）

成都博物馆藏

      元代的菱花织金锦抹胸形似背心，为表里两层，表层以色彩艳丽的菱格宝相花纹织金锦，衬里为褐色的麻制品，将花鸟纹与几何纹样结合，金线运用更为大胆，展现出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交融的独特气质。

菱花织金锦抹胸

元（1271—1368年）

甘肃省博物馆藏

      明代的妆花金锦、金线缂丝，以“宝地金”工艺将金线满地织造，再在金地上织出五彩花鸟，繁而不乱，贵气逼人；清代的刺绣补服，将花鸟纹赋予等级象征意义，文官补子上的仙鹤、锦鸡、黄鹂等，造型写实，刺绣精细，成为东方花鸟美学制度化、精细化的代表。

盘金绣鶇纹方补

清(1636-1912年)

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盘金绣红罗女裙

明

山东博物馆藏

      这些展品串联起东方花鸟美学的发展脉络，印证了其在丝路交流中不断吸收养分、自我革新的特质。当我们把目光转向现代，会发现来自花鸟的美学被发展得更加多彩。著名中国设计师郭培于2012年在高定发布会上发布了这件“龙的故事”。

龙的故事

郭培2012高定发布会

Guo Pei 2012

      近3000朵手工宫花盛放于礼服之上，一只金凤半掩半露，嬉戏于百花丛中，展现了礼服的富丽堂皇与雍容华贵。礼服的披风采用真丝提花面料，以垫绣、盘金绣等多种工艺，呈现出层次丰富的水纹、娇艳的牡丹等经典图案。

    “宫花”是专为宫廷特供的一种绢花，是以真丝绢类面料手工制作的花朵，它代表着中国传统手工艺制作绢花的最高水平。这门传统手工技艺已经失传，郭培从北京一家早已倒闭的宫花厂库房中买下了最后一批宫花。堆积变形的宫花在蒸汽修复之后重新绽放，并成为这件作品最华丽的焦点。

贰

<<奥斯曼和阿拉伯世界的自然诗篇>>

      当东方的花鸟在织物上起舞绽放时，位于亚非欧交通枢纽的奥斯曼土耳其和阿拉伯半岛，则发展出另一种独特的花鸟美学体系，其纹样摒弃了具象的人物与动物造型，对花卉、枝叶进行抽象化、程式化重构，形成了以几何韵律、线条流动为核心的特征。

宾达利礼服

19世纪

产自土耳其

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藏

      来自土耳其的“宾达利礼服”，堪称这一美学的极致体现。自18世纪起，奥斯曼精英阶层的女性常会穿着一种以金线绣满枝叶纹样的天鹅绒礼服——“宾达利”，意为“千枝万叶”。花卉是宾达利礼服上最常见的刺绣图案，荷花、洋蓟花、洋水仙、郁金香、玫瑰和康乃馨都是土耳其人喜爱的元素；枝叶绵延缠绕，不留空隙，仿佛将整个奥斯曼宫廷花园披拂于身。这种满密绚烂的纹样，并非具象的自然主义描绘，而是经过高度风格化、图案化的装饰体系，体现了对自然生生不息之力的崇拜与转化。

宾达利礼服

19世纪

产自土耳其

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藏

      宾达利礼服的刺绣工艺也十分精细：工匠们先将金箔包裹的线在织物表面铺设出图案，并用细丝线或棉线固定，再辅以金属亮片、金属线圈、珍珠等装饰增加设计的复杂性。至19世纪，这一风尚逐渐被城市富裕阶层的女性效仿，最终盛行于整个奥斯曼世界。

宾达利礼服（局部）

19世纪

产自土耳其

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藏

婚礼服装

产自埃及开罗

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藏

      相似的植物美学也流淌在阿拉伯半岛的服饰中。公元7 世纪以后，金银刺绣工艺在阿拉伯半岛流行，统治者在也门建立纺织工坊，生产被称为“提拉兹”的纺织品，以金线在织物上绣出库法体阿拉伯文铭文，文字笔画间时常穿插着棕榈叶、藤蔓等装饰，将信仰的文字与自然的纹样完美融合。

      之后，奥斯曼帝国带来的花卉、藤蔓等更自然主义的图案与之相结合，以金线织出葡萄藤、卷草纹与几何化的花朵，连绵不断，寓意繁荣与永恒。

提拉兹纺织品

10 世纪晚期

产自埃及

法蒂玛王朝第五任哈里发阿齐兹（公元 975-996 年在位）统治时期生产

通幅覆盖的库法体阿拉伯文缂织铭文

      北非地区，阿尔及利亚的花卉刺绣披肩，以郁金香、风信子、野玫瑰为主要图案，刺绣精细繁复，金线与彩色丝线交织，展现出奥斯曼风格与本地传统的融合。

披肩

18世纪末-19世纪初

产自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

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藏

      当中国的牡丹与奥斯曼的郁金香在丝路的两端绽放，我们看到的是人类对自然之美共同的挚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相似的憧憬。这根璀璨的金线，串联起的是散落于时空的文明珠玉，最终描绘成一部关乎交流、融合与共荣的壮丽史诗。

      展览名称：金线——从北非到东亚的黄金服饰风尚

      展览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3月29日

      展览地点：成都博物馆一层特展厅

      展览门票：免费参观，提前预约入馆即可